先看挑战，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对我国工业参与国际分工有较为长期的不利影响。过去几十年，我国工业的高速增长、转型升级得益于在相对宽松的全球贸易格局下对全球范围内资本、技术、资源、中间产品和市场的充分利用。但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采取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凸显，我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增长受到抑制、提升空间较为受限，引进国外先进产品、技术和人才的难度也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我国工业面临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两端挤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利用要素低成本优势积极吸引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附加值环节，一些跨国公司加大了向中低收入水平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危害和制造业对支持创新、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纷纷提出“再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回流”。这些都对我国工业发展形成挑战。

       再看机遇，“十四五”时期，国内外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将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呈现出一系列有利于我国工业发展的新特征。

       第一，经济持续向好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将有力带动国内新需求。“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将持续向好，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国内市场需求的规模持续扩大与需求层次的提升将会形成显著的本土市场优势，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具体来看，在消费需求上，居民消费需求总额将稳步增长，在社会总需求的占比将不断提高；在消费结构上，居民消费结构还有较大调整空间，对能够提高生活品质的新型耐用品的需求，将是下一阶段推动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投资需求上，技术投资需求将显著增强，数字化、智能化装备和系统将成为驱动投资结构升级的主要力量。

       第二，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将形成新的国际市场机遇。近年来，一批发展中国家展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在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后，这些国家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钢铁、建材等基础原材料与铁路、发电设备、生产装备，以及居民生活所需的改善性消费品的需求将会快速增长，我国在这些领域都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不断深化、水平不断提高，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持续提升，这些国家对高技术制成品的需求也将强劲拉动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三，新工业革命带来了“换道超车”新契机。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蓬勃兴起。其中，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量子计算等数字技术是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化最活跃的领域。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产业转化正在对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布产生深刻影响，工业领域颠覆性的科技创新不断涌现，这些颠覆性创新的成熟和商业化应用又会催生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在传统产业领域，发达国家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在人才、技术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后发国家需要花费巨大代价、耗费较长时间才有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在新技术突破催生的新兴产业，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均未具有特定的产业能力、处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我国也因此面临“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

       尽管我国曾经赖以参与国际分工的低成本优势逐步弱化，但是支撑我国工业竞争形成新优势的条件和基础也在不断强化。

       产业链配套完善。我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门类，细化的产业分工形成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快速的供应链响应能力，而且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产业链补短板的持续推进，我国的产业配套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综合成本依然较低。成本和价格优势不是仅取决于劳动力工资水平，而是劳动力素质、装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产业配套条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会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与装备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劳动力工资上涨的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对于成本优势的发挥也起到重要作用。整体上看，我国工业仍然具有综合成本优势。

       工程师红利凸显。相对于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区位条件、劳动力成本等初级要素的依赖性较低，其发展主要受制于高素质的研究开发与工程技术人才。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培养了规模庞大的、有一定专业知识储备的工程技术人员队伍，这将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从创新投入上看，2019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为2.23%，再创历史新高；从创新产出来看，我国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专利申请和授权量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在某些制造业领域的创新能力已居于世界前列。

       经济超大规模性优势明显。尽管全球化与国际产业分工是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但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对该国产业的发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具有超大规模人口、国土空间、经济体量和统一市场，四大因素又叠加耦合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超大、范围经济效应超大、空间集聚效应超大、创新学习效应超大、发展外溢效应超大等特征。这些都为企业培育壮大自身能力和技术水平、产业不断升级提供了重要依托。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当前，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日益成熟，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蓄势待发，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的特征和影响愈发明显。我国在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新兴领域的研发投入大、创新活跃，专利数、论文数、企业数量、融资规模等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高度发达的数字经济将成为培育我国工业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基础，亦将为我国工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提供强大动力。

       面对国内外新形势新环境，我国工业需要实现竞争优势的再升级，形成新优势。这个“新优势”将是以高级生产要素为基础、以创新能力为核心、以中高技术产业为外在表现的创新优势。

       从生产要素看，未来我国工业仍然需要依托劳动力、土地等初级生产要素，但更重要的是利用并发展人力资本、数据等高级生产要素，充分发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企业家、经理人等的作用，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同时推动在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建立起完善的产业生态。

       从产业能力看，我国工业仍将保持大规模制造能力，继续强化创新型制造能力，培育并强化在性能、质量、品牌、个性化定制等方面的新的产业能力，加快实现从规模优势到创新优势的转变。

       从优势领域看，我国工业既要坚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解决国内巨大人口规模带来的就业压力，更要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产业链环节，增强产业控制力，提高附加价值。

       总的来说，我国工业的创新优势应是一种综合性的竞争新优势，建立在良好的基础设施、齐全的产业门类、完整的产业链、完善的产业配套、领先的数字经济、不断增强的创新能力等的基础之上，代表新工业革命条件下工业发展的方向，是低成本、创新强以及在品牌力、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等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

       “十四五”时期，为培育壮大工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工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深度工业化，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点是发挥好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制定适应我国工业发展阶段、新工业革命与国际环境变化的有力措施。

       一是大力推动产业生态系统的提升。进一步完善竞争性市场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完善支撑工业发展的基础设施，重点是不断升级工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加强引导金融业服务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新兴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和优势制造业部门的国际市场开拓；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二是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突出重点领域，集中优势资源，大力提高关键基础材料在性能、质量上的稳定性与自给保障能力；坚持创新驱动，以研发组织变革激发基础领域的创新活力；强化产业链协作，构建有力推动产业链升级的整体合力。

       三是引导先进制造业“换道超车”。做好前沿技术的战略布局，引导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前沿科技的探索；瞄准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统筹产学研各方力量，加强对重点领域的创新支持；破除束缚科研人员创新创业创造的藩篱，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优化提升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强化产业共性技术的支撑能力。

       四是强化品牌创建。统筹多方资源，形成国家品牌推广和提升体系，加大中国质量品牌的海外推介力度，实现国家形象、自主品牌形象和中国制造产品形象的互相促进；健全协同有效的自主品牌提升机制。

       五是实施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工程。改革教育理念，变劳动力成本优势为人力资源竞争优势；改革理工科人才培养体制，瞄准高端理工科人才短缺这一瓶颈切实发力，为工业的智能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

       六是加强数字驱动价值链培育。在重点工业产业集群建设“智能+”试点示范项目，促进与“智能+”相关的共性技术知识有效扩散；适度调整“两化”融合工作的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为后续向“智能+”转型打好基础；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工业“智能+”转型的支撑服务能力；完善网络安全屏障，为制造业企业全面数字化转型护航。

       七是优化制造业全球布局。促进制造业产业转移，实现与东中西部地区高水平对接；推动国内外制造业协作，开辟制造业对外开放新格局；持续推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布局；努力深化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布局；提升对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专业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