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涉及物流、信息、金融、节能与环保、人力资源，以及法律、设计、管理咨询等专门行业。这些行业与制造业具有非常强的关联度，能为制造业提供配套性服务，具有创新性强、专业化程度高、带动作用显著和人才密集度高等特征，贯穿于制造业的各个关键环节。

       以信息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新能源技术革命、新材料技术革命、智能制造技术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从深层次改变制造业生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耦合模式。信息科技在制造业的普遍应用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使得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的发展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伴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程度的加深，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将不局限于生产过程，其逐步演化成集聚高端专业化人才的重要媒介。高端人才的集聚不仅有助于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高质量融合，还能优化营商环境，进而吸引更多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企业进驻，加快形成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高效融合体系。

       把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已成学界和政府的共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效率并不高。这不仅使得生产性服务业配置效率偏低，造成本已稀缺的生产性资源浪费，甚至还成为制约制造业增长质量和效益提升的瓶颈，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过于偏好制造业上游原料环节是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

      笔者基于WIOD投入产出表对40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生产环节上游度进行测度后发现，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平均上游度指数在所有样本国中是最高的，平均上游度指数高达2.8，远高于生产性服务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高的美国（1.741）、日本（1.863）和德国（1.885），平均上游度指数为生产性服务资源高效率配置国的1.5倍左右。这也就是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偏好于嵌入制造业上游环节。然而，制造业高技术复杂度生产环节多位于核心中间品生产环节。由于生产性服务资源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特征，不合理的配置格局使得一些本应嵌入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生产环节的资源被“挤占”，而且，提高了中游环节使用生产性服务资源的成本，最终导致制造业增长质量和生产性服务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步伐缓慢。更重要的，制造业高技术复杂度生产环节还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制衡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工具，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和新生产环节的力度不够，面对全球价值链调整时明显处于被动地位。为此，迫切需要改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业生产环节，以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中的作用。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过于偏好制造业上游原料生产环节，制造业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生产环节得到生产性服务业支持相对较少是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效率偏低的根本原因。为此，在生产性服务资源稀缺性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条件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给予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生产环节更多的支持是实现二者融合模式与融合效率优化的关键所在。

       一是加快淘汰制造业上游原料生产环节落后产能。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融入制造业环节上游度指数过高和融合效率偏低的原因就是生产性服务资源过多嵌入制造业上游原料环节。为此，可通过逐步淘汰制造业原料生产环节落后产能、积极培育生产性服务资源高效利用型原料企业等方式助力上游原料企业走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之路。优化融合模式，既可以为下游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基础性原料，也可以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更高质量的原料型融合对象，为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上游企业的融合效率提供空间。同时，也可以为中下游高技术生产环节“释放”出更多的生产性服务资源，有助于推动高技术生产环节实现更快速、更高质量发展。

       二是逐步引导生产性服务业流向制造业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生产环节。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既是发达国家位居全球价值链“链主”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国制造业摆脱外力制约，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合理引导生产性服务资源流向中间品生产环节，可以使得高技术中间投入品得到更多的生产性服务资源支持，发挥生产性服务资源更好服务制造业增长质量提升的功能。

       三是加快培育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制造业生产企业。缺乏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生产企业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流向上游原料环节的重要原因。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生产企业的数量增加能为生产性服务业嵌入高技术生产环节提供更多的匹配对象，以形成生产性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和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生产能力协同提升机制，逐步摆脱“高端中间品外部依赖型技术赶超”带来的困扰。依托制造业高技术中间品企业主体的增加，同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模式和融合效率。

       四是以开放合作助推生产性服务业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积极融入和构建世界性、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拓展国内自贸区（港）的内涵和功能，以营造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平台，进而吸引更多的生产性服务型外资和“外智”流入。在大力培养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专有人才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本土企业（人才）向“外智”取经，充分发挥“外智”的溢出效应，逐步缩小本土生产性服务人才与世界高端人才的差距，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高效融合奠定扎实的高端人才基础。

       注：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资源错配型耦合的演进机理、经济效应与浙江破解路径研究”（2018GH011）阶段性成果。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刘慧、陈晓华，单位：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